如何保持幸福感？

　　那天我去看宋佳·柳波默斯基的時候，看到她在沒完沒了地接聽來自豐田普銳斯經銷商的電話。她最終選定型號以後，一聽對方說兩天內即可提車，竟然高興的不得了。不知柳波默斯基的熱情是否由於她的實用主義態度，但我很清楚，她購買的不僅是個人物品，還有一種新的生活體驗。普銳斯是一種油電混合動力車，對環境的影響要溫和一些，而加州法律又允許某些油電混合動力車行駛集體用車道。她家在海邊城市桑塔莫尼卡，而上班地點則在加州大學瑞夫賽德分校（國內多譯為河濱分校或濱河分校——譯者注），相距大約70英裡。能走集體車道，就意味著今後往來穿梭兩地要快一些。

　　元月下旬，也就是柳波默斯基買車兩星期後，這個臉上常掛著微笑、總願意為她的生活投入熱情和幽默的40歲女人，說她還是“百分之百喜歡她的普銳斯”。難道新車味道過了之後她的新車感覺一點都沒有減弱?抑或新車的感覺依然，而讓她這個天生的樂天派更開心?

　　柳波默斯基是一個專門從事幸福感持久性研究的實驗心理學家，她對幸福的理解要比大多數普羅百姓深刻得多。她決不會和我們一樣蠢到把自己的幸福僅僅寄托在區區一輛新車上，或者寄托在我們都會碰到的那些好運上。我們似乎總能適應一切，包括幸福感，這種適應會讓我們很快回到幸福感的正常水平（這樣就等於沒有了幸福的感覺——譯者注）。關於“幸福感的適應性現象”，70年代曾經有一次經典的研究，研究對象是樂透彩中獎者。結果表明，這些突發橫財的中獎者一年之後的幸福感覺和那些沒中過獎的人已經沒有什麼差別。這種幸福感的適應性現象，可以用來解釋人生中司空見慣的現象。在我們一生中都會面對各種重大變化，如加薪、結婚、健康和住新家等，為什麼這些因素對提高我們個人幸福感的作用都不大呢？不僅如此，對雙胞胎和被領養者的研究結果也表明，每個人的幸福感水平都有一半左右是生就的。這條“遺傳界線”讓“裝著幸福的玻璃杯”看上去總有一半是空著的，因為不管往這個杯子裡注入多少幸福，高於這條界線的幸福感都注定要慢慢漏掉，幸福感最終都要回到遺傳設定好的那條界線上。

　　密蘇裡-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健能·謝爾頓是柳波默斯基的主要合作者，他說：“在幸福感方面，一直存在一種（象彈簧一樣的）應力現象。例如，有人以為人是可以干預幸福感的，只要選准了正確的人生目標，就能做到這一點。可是各種有關的研究文獻都表明，這是完全做不到的，反而表明（一種近乎殘酷的現實）：幸福感上去多少，就得回落多少。”

　　柳波默斯基、謝爾頓和另一名心理學家，即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德大衛·史卡德，把各有關研究成果綜合起來，並用“蛋糕圖”的形式把影響幸福感的種種因素標示出來。這塊蛋糕的一半就是遺傳設定好的那一半，而最小的那一片蛋糕表示的是環境因素，說明人們幸福感的差別有10%是由環境決定的。那麼剩余的那40%是什麼呢？柳波默斯基說：“由於以前沒人開展過類似的綜合研究，這一塊到現在還講不清楚。”不過她相信的一點是，如果撇開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不談，再剔除各種錯誤因子，那麼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必然是個人的“主觀行為”，即為了抵抗適應性的下拉力而必須采取的各種心理對策與行為對策。

　　柳波默斯基一直在研究的就是這種行為，她希望為人們尋找一種能夠把幸福感長期保持在遺傳基線水平上的各種行為對策。從理論上講，這種行為是必然存在的，這和運動員通過加強鍛煉和飲食控制可以把體重控制在遺傳設定的天生水平以下的做法完全是一回事。可在柳波默斯基之前，這個“關於提高幸福感的研究領域存在一個很大的真空地帶”。柳波默斯基的導師、賓西法尼亞大學著名心理學家、積極心理學奠基人馬丁·捨利格曼解釋說：“有些科學研究實際上干擾了人們的正常生活，特別是樂透彩的研究，往往使人們羞於啟齒。”對幸福感的總體情況開展綜合分析的時候，主要都是通過相關的間接研究進行的，這就很難判斷幸福感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因素誰先誰後的關系，何況判斷其因果關系。因此，與其直接詢問那些孤獨的人對自己的生活是否滿意，倒不如去了解那些有廣泛社會關系的人，例如，可以向他們了解這樣一些問題：朋友是否讓他們感到快樂？或者，快樂的人是否更希望尋求更多的朋友，或者本來就吸引更多的朋友？

　　1989年，柳波默斯基本來正在攻讀研究生，後來由於和自己的導師有一次高深的對話，而決定研究幸福感。她的導師裡·羅素是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向她說起他的一個特別懂得快樂的朋友，給她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羅素說，這個朋友的父母雙親都在納粹大屠殺中命赴黃泉。羅素解釋說，對於這個懂得快樂的人而言，大屠殺給人的啟示就是，一個人如果因雞毛蒜皮一類的事情而不開心，那就太不合適，甚至太不儒雅了，相反，人應該在生活中、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努力找到自己的快樂。盡管心理學家早就知道，不同的人對於同樣的事情可以有不同看法，可是這些看法對個人的幸福感到底有著怎樣的影響，則沒有什麼研究。

　　這樣一來，為了能在實驗室裡順利開展實驗，柳波默斯基只好先開展一些基礎性工作。她說，在當時看來，所謂“幸福感”，只不過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話題，根本不是什麼科學命題，再說也沒什麼科學儀器可以一層一層地對人的幸福感進行掃描和記錄，並得到完全有效、可靠而又精確的讀數。盡管如此，柳波默斯基還是給這門新生學科注入了科學活力。她堅信的一點就是，個人主觀上所感覺得到的那種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她設計了包含四個問題的“主觀幸福尺度”。柳波默斯基給幸福下了一個實用的定義，認為幸福就是指快樂而又滿足的人生。有了這個定義，就可以給總體幸福提供必要的感覺和判斷依據。（如果一個剛做媽媽的女人由於睡眠被嬰兒剝奪而感到疲勞不堪；或者一個置身某個晚會的女孩，因為毫無目的，盡管面對的是歡樂的場面仍感到空虛，那麼這樣的情形按照柳波默斯基的標准都不能叫做真正的幸福。）如今，柳波默斯基已很少直接面對那些被她研究的對象了，她的研究對象要麼在現實世界裡做一些練習題，要麼直接在家裡通過電腦回答詳細的調查問卷。為了檢驗研究對象的真心程度和誠實水平，她還需要進行交叉比對，例如他們每做完一份問卷，就馬上給他們計時，等等。

　　由於研究對象必須達到一定人數，研究周期又比較長，因此通過設定問題來提問維持幸福感的研究方式所需要的費用是很可觀的。好在兩年半前，柳波默斯基和謝爾頓就從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那裡得到一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才有條件開展這個為期五年的研究項目。正如捨利格曼所說的那樣，研究人員根本不愁沒有可供測試用的幸福策略，從佛教的教義到托尼·羅賓斯的幸福觀，盡可選取一些來測試。柳波默斯基選擇了三種公認的幸福對策，即友愛、感恩和樂觀，這三方面同時也是以前的科學研究認為和個人幸福與否關系最大的因素。

　　柳波默斯基的目的並非僅僅為了檢驗這些對策的有效性，更主要的是為了深入考察產生幸福感的心理機制。例如，“每天都要隨身帶著一本感恩日記”本是老生常談的哲理，可是有研究表明，接受這一做法的人最後卻沒有那些每周計算一次自己的幸運事件的人來得快活。因此，柳波默斯基證實了自己的直覺：設定時間很重要。其實變化本身也很重要。研究表明：友愛干預法實驗就發現，那些接受實驗人員建議，經常調整做好事內容的受試者，最後都要比那些死抱著單一友善教條的受試者快樂。柳波默斯基也會問一些與實驗無關的中間人類似的問題：為什麼友愛的行為會讓你感到開心呢？她自己解釋說：“我從事的是基礎研究，並非應用研究，因此我對那些策略性的東西本身並不是特別感興趣，我只會專注研究這些可讓人產生幸福感的對策背後的機制。”

　　干預實驗取得的初步成果還是很有前景的，但是要保住幸福成果難度就大了。實驗結束幾個月後，停止練習的人的幸福感都有所下降。這也許就象服藥或節食一樣，只有持之以恆才能見效。培養好習慣是最關鍵的。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訓練內容必須因人而異，也就是符合度的問題。如果坐下來想象自己最有可能的最佳形象（即樂觀訓練）的方法讓你覺得有些勉強，那你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最重要的一點也許是盡快克服“幸福水平一成不變”的想法，而應該認識到，持續的努力是可以提高幸福感水平的。柳波默斯基大膽認為：“很多人並沒有努力為自己的情感生活傾注心血，但要付出的心血確實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