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情志，即指喜、怒、憂、思、悲、驚、恐等人的七種情緒。任何事物的變化，都有兩重性，既能有利於人，也能有害於人。同樣，人的情緒、情感的變化，亦有利有弊。正如《養性延命錄》所說：“喜怒無常，過之為害。”《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則將喜、怒、憂、思、悲、恐、驚正式列為致病內因。但在正常情況下，七情活動對機體生理功能起著協調作用，不會致病。七情六欲，人皆有之，情志活動屬於人類正常生理現象，是對外界刺激和體內刺激的保護性反應，有益於身心健康。
人的心理活動，中醫學將其統稱為情志，或叫做情緒，它是人在接觸和認識客觀事物時，人體本能的綜合反映。合理的心理保健是人體健康的一個重要環節，在人生中有重要價值，自古以來就被人類所注目。早在春秋戰國乃至更早以前，諸子百家就有較精辟的論述。其中《管子》中的《內業》篇，可說是最早論述心理衛生的專篇。內，就是心；業，就是術。內業者，養心之術也。《管子》將善心、定心、全心、大心等作為最理想的心理狀態，以這些作為內心修養的標准。具體地說是三點：一是正靜，即形體要正，心神要靜，如能這樣，就有益於身心；二是平正，也就是和平中正的意思，平正的對立面，就是“喜怒憂患”；三是守一，就是說要專心致志，不受萬事萬物干擾則能心身安樂。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黃帝內經》，其心理保健思想要比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文集》豐富得多，成熟得多。綜觀《內經》，無論是對身心疾病的社會心理致病因素，發病機制的認識，還是對身心疾病的診斷和防治，都有許多精辟的論述，並已形成一定的理論體系。如在形神關系方面，《內經》已認識到，形生神而寓神，神能駕御形體，形神統一，才能身心健康，盡享天年，要求人們做到自我控制精神，抵制或擺脫社會不良風氣的干擾。此外，對於心理與生理之間的密切關系，對於個性心理特征的種種分類，對於心理因素在疾病發生發展中的地位，對於心理治療的意義，對於調神攝生的心理衛生等等，《內經》均作了原則性的總結，提出了很多頗有價值的見解，是我們研究情志保健的寶貴資料。
漢代名醫張仲景在其《傷寒雜病論》序中暢言養生的重要性，同時責怪和痛斥時醫、時人無視養生，是“舉世昏迷”，“不惜其命”，只知“竟逐榮勢，企踵權豪”，“准名利是務”，實在是“崇飾其末，忽棄其本”，勸導世人要重生命，固根本，可謂“曉之以理，動之以理”。可見，關於情志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仲景當時已比《內經》作者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國時名醫華倫，不畏殺身之禍，以激怒療法治愈太守笃病的事跡，見於《後漢書》的記載而廣為人知。他還“曉養性之術”，重視心理衛生。
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其所著《千金要方》中，專有“養性”之論，不僅整理了唐以前有關調神養心方面的論述，還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如在“道林養生”中的十二少、十二多，皆是對情志保健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宋代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認為七情的刺激是三大類致病因素中的一大類，非常突出地強調了心理因素在疾病發生發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金元四大家之一張子和在其所著《儒門事親》中，極為重視心理治療，對於《內經》的“以情勝情”療法，進行了深刻的研究，還創造了“習以平之”等意療方法。
明、清時期，心理保健學說有了新的開拓和特點，如《攝生集覽》中提出“養神為首”，即雖然保養之法可數以萬計，但養神是第一位的。在睡眠與精神的關系方面認為，指出不寐與情志有關，倡導“入寐之法，首在清心”。在《遵生八箋》中還提倡鑒賞書畫、文房四寶、各種花卉及游覽、登高等活動，以陶冶精神，實為當今旅游、登山以健心身觀點的理論之源，至今仍給我們以方法論啟迪。
來，中醫學中的心理保健思想正在逐漸引起人們的注意，世界衛生組織給健康下的定義是：健康不僅僅是沒有疾病，而且是“個體在身體上、精神上、社會上完好的狀態”。由於“人類已進入情緒負重的非常時代”，當代社會由精神因素引起的心身疾患已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多發病和流行病。從現在疾病譜中的改變可充分說明精神致病的廣泛性，心腦血管疾病和惡性腫瘤已經構成對人民健康和生命的主要威脅，而這些病的產生與社會心理因素有著密切關系。因此，情志保健必須重視，不可等閒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