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許多疾病一樣，一些神經生物、發育和心理社會因素影響抑郁障礙的發生和進程。遺傳和家族因素，與人格以及負性生活事件（如失業或社會地位改變）均起著一定作用(見WPA/PTD核心課本)。
研究顯示，某些內科疾病伴發有抑郁障礙；內科疾病使抑郁障礙易感，反之亦然，或者一些常見的原因－遺傳和/或環境因素，容易導致兩種疾病的發生。當一個人同時也患有內科疾病時，如神經科疾病、心血管或內分泌障礙，因果關系很難判定。
軀體疾病作為抑郁障礙的原因
軀體疾病能通過軀體/生物或心理社會機制引起抑郁障礙。
生物機制
已提出不同的假說，解釋軀體疾病誘發抑郁障礙的生物學機制。舉例如下：
調節情緒的神經化學通路受損： Alexander等(1986)假設平行的機能神經網絡連結了基底神經節和前額葉皮質；功能性或結構性的阻斷網絡影響了情緒、認知過程和運動功能。(Parker和Hadzi-Pavlovic,1996)。這可發生在神經科疾病，如帕金森氏病，亨廷頓氏病、多發性硬化或腦卒中（見第四章）。腦瘤和其他損傷可直接切斷這些通路。
神經遞質的影響：例如在胰腺癌中，尿五羟吲哚乙酸（5-HIAA）增高，這是突觸部位可利用的五羟色胺（5-HT）減少的標志物。一種理論認為胰腺腫瘤代謝色氨酸，且在外周竟爭5-HT前體；另一種理論認為，癌細胞釋放的一種蛋白質能誘發同5-HT受體結合的抗體；還有一種理論認為抗特異型抗體是5-HT選擇性的受體。
心理社會機制
疾病對病人的影響
]
軀體疾病常伴有疼痛、痛苦、健康及社會地位的喪失。不能從事日常活動（如角色功能），病人必須面對能力的降低。如果住院，必須面對一個新的且有潛在威脅的環境。也可能有嚴重的經濟壓力、失業威脅、重度殘疾，甚至威脅生命。
Cassell(1979)用如下心理動力學術語來描述這些反應：“不可破壞”感喪失，這種感覺作為行使正常功能使個體離開虛弱感和失去防御的主要盾牌；同世界相連系的社會和存在感覺的喪失；以“魔術般的思維”為特征的邏輯紊亂（例如深信疾病並不真正存在或者即將消失）；控制個人命運感的喪失，結果導致無助感。
當軀體疾病有健康、控制、當今或未來前途的喪失感時，病人可能經歷了類似於失去親人後的悲傷狀態；而且將經歷否認、抗爭、憤怒、討價還價、最終接受的時期。然而，發生在軀體疾病中的憂傷，並不總是以感到明顯抑郁為特征，後者也許僅發生在三分之一的病人中。在沒有復雜化的悲傷中，病人可能描述一種失落感而不是患抑郁障礙，他們也許憎惡患病、憎惡疾病-但並不憎惡自身。
已提到疾病和抑郁情感的相互關系，為什麼僅一部分軀體疾病病人發展成抑郁障礙呢？除了遺傳傾向外，病人可能是對喪失的悲傷反應以適應這種疾病，如前面所提述。相反地，當疾病及其結局較嚴重，或者在其軀體狀況或外觀上自我感覺脆弱者，可能對抑郁障礙的發生具高特殊危險性，尤其當疾病牽涉到明顯的殘疾或容貌受損、破壞了病人自控能力時。由於身體感受是自我心理意識的前提，並可能形成人一生的自我體驗。個體對他身體關心的程度是決定疾病產生情緒反應嚴重程度的關鍵。
社會支持
抑郁障礙社會支持的作用比原先認為的更加復雜。社會支持差也許是抑郁障礙的決定因素，並且由於軀體疾病增加了個體對支持的需要，缺少這些支持能導致抑郁障礙。足夠的社會支持能夠通過部分緩解壓力而減少個體發展成抑郁障礙的可能性。
此外，個體對社會支持的需要差異很大，人格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些需要(Brugha,1995)。病人認為其親人或醫護人員能夠給予其支持幫助是非常重要的，無論這些人實際為其提供支持、幫助的程度如何。
不論內科疾病發展成抑郁障礙的原因如何，重要的要記住，在大多數病例中，抑郁障礙是能被成功治療的。沒有任何理由使那些患內科疾病的個體再忍受由抑郁症狀引發的額外痛苦。
抑郁障礙和軀體疾病的相互作用
抑郁障礙和軀體疾病的共同存在可以相互作用。表現為增加對彼此的影響。例如，Mayou等(1988)提出在內科病房中，抑郁病人比非抑郁病人在隨訪期間結局更壞；另一些研究證實，伴發抑郁障礙的癌症病人更可能死亡或早死，(見第八章) (Spiegel,等1996)並且抑郁病人有更差的術後病程。Rodin等（1991）提出，在重性抑郁中的異常的激素系統可的松的高分泌，血漿兒茶酚胺升高可以在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人拮抗胰島素的作用從而對結局不利。
人格可以對抑郁障礙和軀體疾病的不良結局有易感性。
––或者是直接的，即病人拒絕對治療依從時；或者是間接的，損害了康復的能力。
積極的一面，Parker和 Wright(1995)證實，抑郁障礙的積極治療能改善疾病（如風濕性關節炎）的結局（見第九章）
不論內科疾病發展成抑郁障礙的原因如何，重要的要記住，在大多數病例中，抑郁障礙是能被成功治療的。沒有任何理由使那些患內科疾病的個體再忍受由抑郁症狀引發的額外痛苦。
藥物遺傳學因素
文獻報道，處方藥物和抑郁症狀之間因果關系是含糊不定的。盡管這些症狀歸因於許多藥物（見表2.1和本單元第二部分），但這些誘發障礙的描述常使用如下可互換的術語，如昏睡、淡漠、疲勞、嗜睡、遲鈍和抑郁障礙；盡管所有的術語均指相同的狀態(Edwards,1989); 但很難從這些研究得出結論。有密切的聯系僅見於少量藥物，如利血平，安非他明、苯巴比妥及類固醇的撤藥時。大多數證據來自個案報道，而藥物誘發的情緒效應即使發生，更可能是抑郁症狀水平，而不是抑郁障礙。
也有一些證據表明，苯二氮卓類藥物和神經阻滯劑如利培酮，可以輔助抗抑郁劑治療焦慮。但在同時服用時也可能產生藥物的相互作用，或在撤藥時可能產生抑郁症狀。
表2.1（略）概括了能伴發抑郁症狀的藥物種類。在第二部分相關章節中作了詳細描述。這些藥物與治療抑郁障礙的藥物潛在的相互作用，在第三章加以描述。
本課本中未涉及繼發於物質濫用（包括酒精）的抑郁障礙，但將在未來的WPA/PTD系列課本中提到。
非藥物治療
在外科及藥物干預的情況下，可出現抑郁障礙。這已在婦科手術中作了具體研究。例如長期認為子宮切除術可致精神科的問題(Richards,1973)。現代的前瞻性研究已經提出，事實上精神病患病率在子宮切除術前較高，而術後降低了(Oates和Gath, 1989)。術後精神病性障礙的最重要的預測指標是術前己有這種障礙(Martin等1980)。甚至在缺少術前障礙情況下，精神病的發病可繼發手術並發症，如嚴重膀胱、腸道功能障礙（Taylor,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