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連續發生的自殺事件引起人們對於自殺現象的極大關注與深刻思考。自殺與離婚現象雖說幾乎在所有的社會都隨著社會現代化而趨於高發,但這樣密集地發生在一個企業還十分少見。任何以個體的、個別的原因去解釋富士康“十一連跳”,都難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國自殺人數占全球自殺總數的大約四分之一,自殺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且具有與西方發達國家明顯不同的特征:農村自殺率明顯高於城市,女性多於男性,1/3自殺致死的人並不存在精神障礙,60%自殺未遂的人屬於沖動性自殺。弱勢群體是自殺行為的高危人群。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空巢”老人正忍受著晚年的孤寂。現今老年人多元化需求常常被親屬乃至社會所忽視,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狀況很不樂觀,其中的一些人患上抑郁症並導致自殺行為等嚴重的後果。
老年人已成中國自殺率最高的人群,占每年自殺人群的36%,每3自殺的人中就有1個是老年人。每年至少有1萬55歲以上老年人自殺死亡。
著有《自殺論》的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又譯作塗爾干)在一百多年前就說過,“自殺不應以個人心理探討,自殺是社會影響個人的”,是“失范”。
他認為,“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殺的特定原因”,因為自殺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個人行為,而是對正在解體的社會的反應。由於社會的動亂和衰退造成了社會一文化的不穩定狀態,破壞了對個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社會支持和交往。因而就削弱了人們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這時往往導致自殺率的明顯增高。
所以,把自殺的原因僅限於個體自身的原因是很狹隘的,任何以個體的、個別的原因去解釋富士康“十一連跳”,都難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其他自殺事件也一樣。我們應該把自殺事件提高到社會層面上來。
一個人只有在無法面對現實、看不到生活的意義和希望時,才會選擇輕生。
同樣,老年人成為自殺的高危人群,抑郁症的高發人群,也與他們的生活條件、生態環境的惡化密切相關。家庭地位、社會地位的下降,家庭、社會支持的缺失,整個社會尊老風氣的式微,都是老年人自殺現象的原因。
那麼,對於老年人自殺現象的危機干預,最根本的路徑就在於給他們面對現實的勇氣和力量,讓他們看到生活的意義和希望。無疑,這有待於從根本上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優化他們生存的社會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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