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心理科醫生問我，是否曾經企圖自殺，我不情願地告訴他：‘是的。’我沒有告訴他很多細節，因為沒有必要。實際上，家裡的好多東西都有可能成為我自我毀滅的工具，房梁、煤氣、廚房裡的刀……心髒病發作對我也很有吸引力，因為我可以不用對此負責。我還曾經想過讓自己患上肺炎。我不放過假裝意外事故的想法，比如，在附近的高速路上走到一輛卡車前……”
——一個抑郁症患者的自述
當下，“抑郁症”這個名詞已越來越為公眾所熟悉，不幸的是，公眾對它留下印象，往往是因為一起又一起名人或普通人的自我傷害或自我毀滅。很多鮮活的生命在這個標簽下黯淡無光，也有很多人把“抑郁症”說成洪水猛獸，避之不及。抑郁症真的有那麼恐怖嗎?如果有一天，你很不幸地與它遭遇，是該去看昂貴的心理醫生，還是求助於精神科醫生?
害怕丟人，大量患者選擇默默忍受
這是一組不得不讓人注意的數據。
抑郁症已經成為中國疾病負擔的第二大疾病，國內抑郁症患者已經超過2600萬人。
根據有關調查數據，廣州的抑郁症患病率約為2%，但根據有關專家估計，這個數字在5%左右更為合理。
有文獻報道抑郁症的自殺率約10%～15%。
中國50%以上的抑郁症未被識別和治療。
綜合考量這一組數據，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抑郁症確實離我們一點都不遙遠。
徐貴雲從事精神疾病治療20余年，說起當下的抑郁症發病情況，他說最讓他頭疼的是相當多的患者不接受自己患有抑郁症的事實，更拒絕治療。這些“潛伏”在社會各處的抑郁症患者，就這樣默默忍受疾病帶給自己的痛苦，直到崩潰的邊緣。
“相對於身體疾病而言，人們對於精神疾病的恥辱感要強烈得多，中國人尤其會覺得丟人，這是大量抑郁症患者未被識別和治療的最重要原因。抑郁症又是外人無法觀察的疾病，只要患者自己不說，身邊的人很難捕捉到蛛絲馬跡，當然也就無法帶他去治療。我們看到一些新聞報道，有些年輕人平常看上去好好的，突然就跳樓了，事後大家綜合各種線索，才懷疑有可能是抑郁症。抑郁症最讓人頭疼的還不是治療本身，而是患者的這種恥辱感。這種恥辱感又深深植根於我們的文化中，一時半會還消失不了。”徐貴雲說。
徐貴雲經常遇到用假名字來就診的病人。他說，他絕對不會在這些病人面前表現出任何異常。“用假名字來也比不來要強得多，怕的就是不來，一個人忍著，萬一有一天受不了，就直接自殺了。一個抑郁症患者的自殺念頭是隨時隨地會出現的，絕對令人防不勝防。”
精神分析了數年，不如一劑藥見效
如果你發現自己已經身陷抑郁的泥潭，不管怎樣掙扎都走不出情緒低落的怪圈，常常莫名其妙地哭泣，生活漫無目的，喪失了體驗快樂的能力，不管怎樣“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都無濟於事，這個時候，你該去哪裡求助?
時下的選擇一般有兩個，去接受心理咨詢，或者，向精神科醫生求助，這兩種選擇，哪一種更好?
徐貴雲絲毫不避諱自己的立場：“如果患者發現自己出現了抑郁傾向，應該第一時間向專業的精神科醫生求助，否則很可能耽誤病情。一個人情緒持續低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可能是抑郁，但也可能是大腦發生了器質性的病變，比如說，長了腦瘤。專業醫生首先要排除這些可能，這都需要專業的醫學訓練作基礎。一個不具備專業醫學知識的人是很難進行准確診斷的。”
一旦抑郁症得到確認，治療方案孰優孰劣?是價格昂貴的心理分析更有效?還是精神科門診價格相對低廉的藥物治療更有效?徐貴雲稱，最佳的治療方案是“藥物與心理輔導”相結合的治療，但其中，藥物的作用要占70%~80%，心理輔導的作用大概為20%。
這一說法與有關學術研究資料一致。據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教授內爾·卡爾森所著的生理心理學權威教材所載，自殺抑郁與大腦內某種神經傳遞物質水平異常低下有關——換言之，你情緒不好，確實是因為你的大腦“生病”了。抗抑郁藥物能迅速改變這種神經傳遞物質的水平——換言之，它能給大腦“治病”，這也是抗抑郁藥物能在兩周內起效的原因所在。
任何一種不借助於藥物的心理治療，都無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起效。美國曾有一位婦女狀告自己的心理醫生，稱自己接受了幾年的精神分析，抑郁症並無好轉，而一劑锂鹽卻把她治好了，原因也在於“藥物見效之快”。
當然，治療抑郁症並不能單一依賴藥物療法。“我們同樣也要結合心理治療，解開患者的心結。比如認知療法，在國際上公認是比較有效的，但實施治療的人也必須經過非常嚴格的訓練，才能幫助患者正確認識自己的疾病，以及正確認識自己，否則，醫生能幫助患者‘認知’到的東西就極其有限了。”徐貴雲說。
另外，記者查詢資料發現，在美國，一個心理咨詢師要想執業，必須擁有心理學專業博士學位，這需要數年非常艱辛的學習，而在中國，成為一個心理咨詢師，只需要上幾個月的培訓班，通過國家規定的考試。抑郁症患者在考慮該向哪個機構尋求幫助時，或許也該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
（實習編輯：梁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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