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後遺症和典型性遺忘

　　國際殘疾人日前後，記者走訪了一個特殊的殘疾人群體，他們就是那些非典後遺症患者。

　　根據公開發布的數據，2003年非典期間，我國共報告非典病例5000多例，其中死亡300多例。那麼，在4700例左右的幸存非典患者中，到底有多少人患有非典後遺症？遺憾的是，至今無明確的統計數據。按照相關專家的解釋，非典後遺症包括股骨頭壞死、肺部纖維化、精神抑郁症等。而醫學意義上的病症並不是非典後遺症的全部表現，除了因病致殘外，丟掉工作、花錢治病導致因病致貧，性格改變、家庭失和、夫妻離婚，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因病致慘”。一些志願者作出的跟蹤調查結論表明，非典後遺症患者中離婚比例高達60%，重度精神抑郁比例為39%。

　　對於非典後遺症患者的救濟，《新聞1+1》介紹了北京市所采取的措施，對符合條件的150名左右的患者，除享受政府免費治療外，紅十字會方面還提供每人每年4000-8000元補助。在北京之外，能夠從網絡上搜索到的對於非典後遺症患者的醫療救助措施，只有天津等極個別地方。6年過去了，非典已經湮沒於往事之中，非典後遺症患者在公共視野中仿佛從來未曾出現過。這就是遺忘，就像我們曾在非典肆虐時學會的洗手，一旦警報解除一切都如過眼煙雲。曾經萬眾矚目的北京小湯山臨時醫院，如今青草長進了病房。也許這樣一張照片，最能提示什麼叫做遺忘。

　　公共的災難過去了，當時的醫院可以被廢棄不用，但那群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卻不應當被遺忘。盡管說，激素類藥物曾被大量用於非典緊急治療，這可能是導致股骨頭壞死的主要原因，但是這一點不應當成為我們記住非典後遺症患者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即便醫療方案真的毫無疏漏，對於那些重返塵世陽光的同胞，我們也沒有不聞不問的理由。只因為他們是一場公共衛生事件中的利益受損者，所以他們應當得到必要的救助與補償。誰也沒有把握說非典這樣的公共衛生事件一去就永不再來，今天的受害者是他們，下一次就是我們中的一群。關愛他們，就是不遺忘我們自己。

　　但我們習慣於遺忘，而且借助忽視和遺忘一個小群體而忘掉我們自己，這是一種不自知、不自覺的典型性遺忘。當我們獲知結石嬰兒因三鹿破產而求償無門的時候，有幾個人能夠從三聚氰胺的模糊記憶裡描畫出這些結石嬰兒的權利方位？甚至，我們會以為他們已經獲得了補償，而那不過是治療的費用。法律寫明他們應當從不法廠家那裡得到賠償，而今攤在他們面前的只剩一雙破產完畢的大手。當成都女子唐福珍在一團火焰中“暴力抗法”過後，輿論的激憤無可置疑，可是我們須知道，在此之前她和她的家人抗爭了何止三年五載。在每一場暴力拆遷中，都有一個唐福珍存在，只是我們遺忘了。

　　當我們遺忘結石嬰兒和唐福珍的時候，我們以為遺忘的僅僅是“他們”，僅僅是命運不濟的一小群人。實際上，我們遺忘的就是自己。尋求公正，要求幫助，這是堂堂正正的權利。一小群人的主張，看似指向他們自己，在更大程度上卻指向全體民眾。1955年，美國黑人女裁縫帕克斯拒絕為白人讓座的舉動，是為她自己的尊嚴，更是為了公民權利的普遍平等。大學生雷闖因申辦健康證而入選中國年度經濟人物評選，因為他個人的權利也是乙肝感染者的群體權利。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不忽略和遺忘他人，是最好的銘記和彰顯自我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