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效應,是指大多數人在相同的情況下或對某種相同的刺激，產生相同或相似的心理反應的現象，它具有普遍性，也具有差異性。
羅密歐與朱麗葉效應
莎翁的名著《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幾乎人盡皆知：羅密歐與朱麗葉相愛，但由於雙方世仇，他們的愛情遭到了極力阻礙。但壓迫並沒有使他們分手，反而使他們愛得更深，直到殉情。心理學把這種愛情中的人兒“越是艱險越向前”的現象稱為“羅密歐與朱麗葉效應”，即，當出現干擾戀愛雙方愛情關系的外在力量時，戀愛雙方的情感反而會加強，戀愛關系也因此更加牢固。這是有關愛情的一種“怪”現象。
認知失調理論很好地解釋了這個頗具羅曼蒂克色彩的效應。當人們被迫做出某種選擇時，人們對這種選擇會產生高度的心理抗拒，而這種心態會促使人們做出相反的選擇，並實際上增加對自己所選擇對象的喜歡。因此，人們在選擇戀愛對象時，由於人們對父母反對等戀愛阻力的心理抗拒作用，反而會使雙方的感情更牢固。當這種戀愛阻力不存在時，雙方卻有可能分開。經歷過重重阻力和生死考驗的愛情，不一定能抵得住平凡生活的沖擊。當愛情的阻力消失時，也許曾經苦戀的兩個人反而失去了相愛的力量。
從眾心理
學者阿希曾進行過從眾心理實驗，結果在測試人群中僅有1/4~1/3的被試者沒有發生過從眾行為，保持了獨立性。可見它是一種常見的心理現象。從眾性是人們與獨立性相對立的一種意志品質；從眾性強的人缺乏主見，易受暗示，容易不加分析地接受別人意見並付諸實行。
生活中有不少從眾的人，也有一些專門利用人們從眾心理來達到某種目的的人，某些商業廣告就是利用人們的從眾心理，把自己的商品炒熱，從而達到目的。生活中也確有些震撼人心的大事會引起轟動效應，群眾競相傳播、議論、參與。但也有許多情況是人為的宣傳、渲染而引起大眾關注的。常常是輿論一“炒”，人們就易跟著 “熱”。廣告宣傳、新聞媒介報道本屬平常之事，但有從眾心理的人常就會跟著“湊熱鬧”。
不加分析地“順從”某種宣傳效應，到隨大流跟著眾人走的“從眾”行為，以至發展到“盲從”，這已經是不健康的心態了。多一些獨立思考的精神，少一些盲目從眾，以免上當受騙，方為健康的心理。
暈輪效應
暈輪效應，又稱“成見效應”，這種強烈知覺的品質或特點，就象月亮形式的光環一樣，向周圍彌漫、擴散，從而掩蓋了其它品質或特點所以就形象地稱之為光環效應。
有時候暈輪效應會對人際關系產生積極效應，比如你對人誠懇，那麼即便你能力較差，別人對你也會非常信任，因為對方只看見你的誠懇。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我們看到某個明星在媒體上爆出一些丑聞時總是很驚訝，而事實上我們心中這個明星的形象根本就是她在銀幕或媒體上展現給我們的那圈“月暈”，它真實地人格我們是不得而知的，僅僅是推斷的。
馬太效應
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是指好的愈好，壞的愈壞，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種現象。名字來自於《聖經·馬太福音》中的一則寓言。在《聖經·新約》的“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有這麼說道：“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1968年，美國科學史研究者羅伯特·莫頓（Robert K. Merton）提出這個術語用以概括一種社會心理現象：“相對於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聲名顯赫的科學家通常得到更多的聲望即使他們的成就是相似的，同樣地，在同一個項目上，聲譽通常給予那些已經出名的研究者，例如，一個獎項幾乎總是授予最資深的研究者，即使所有工作都是一個研究生完成的。”
羅伯特·莫頓歸納“馬太效應”為：任何個體、群體或地區，一旦在某一個方面（如金錢、名譽、地位等）獲得成功和進步，就會產生一種積累優勢，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取得更大的成功和進步。
此術語後為經濟學界所借用，反映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贏家通吃的經濟學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
社會心理學上也經常借用這一名詞。
安慰劑效應
安慰劑效應，又名偽藥效應、假藥效應、代設劑效應（英文：Placebo Effect，源自拉丁文placebo解“我將安慰”）指病人雖然獲得無效的治療，但卻“預料”或“相信”治療有效，而讓病患症狀得到舒緩的現象。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類生理反應，但亦有人認為這是醫學實驗設計所產生的錯覺。這個現象無論是否真的存在，科學家至令仍未能完全理解。
安慰劑效應於1955年由畢阙博士 （Henry K. Beecher）提出，亦理解為“非特定效應” （non-specific effe cts）或受試者期望效應。
一個性質完全相反的效應亦同時存在——反安慰劑效應 （Nocebo effect）：病人不相信治療有效，可能會令病情惡化。反安慰劑效應（拉丁文nocebo解“我將傷害”）可以使用檢測安慰劑效應相同的方法檢測出來。例如一組服用無效藥物的對照群組（control group），會出現病情惡化的現象。這個現象相信是由於接受藥物的人士對於藥物的效力抱有負面的態度，因而抵銷了安慰劑效應，出現了反安慰劑效應。這個效應並不是由所服用的藥物引起，而是基於病人心理上對康復的期望。
醫務人員可以利用安慰劑，以激發病人的安慰劑效應。當對某種藥堅信不移時，就可增強該藥物的治療效果，提高醫療質量。當某種新藥問世，評價其療效價值時，要把藥物的安慰劑效應估計進去。如果某種新藥的療效與安慰劑的療效經雙盲法試用後，相差不大，沒有顯著的差異時，這種新藥的臨床使用價值就不大。這也就是為什麼一些新藥剛剛問世時，人們往往把它們當作靈丹妙藥，而經過一段時間的使用後，其熱潮消失、身價下降的原因。安慰劑效應在藥物使用過程中比比皆是。甚至如心絞痛這樣嚴重的器質性疾病，使用安慰劑也有1/3以上的患者獲得症狀的改善，許多鎮痛劑都具有明顯的安慰劑效應。還有一些病人，在使用安慰劑時，也可出現惡心、頭痛、頭暈及嗜睡的藥物副反應，這也屬於安慰劑效應。
使用安慰劑時容易出現相應的心理和生理效應的人，被稱為安慰劑反應者。這種人的人格特點是：好與交往、有依賴性、易受暗示、自信心不足、好注意自身的各種生理變化和不適感、有疑病傾向和神經質。
安慰劑效應是一種不穩定狀態，可以隨疾病的性質、病後的心理狀態、不適或病感的程度和自我評價，以及醫務人員的言行和環境醫療氣氛的變化而變化。所以，就出現了安慰劑效應有時明顯，有時不明顯，或根本沒有的現象。我們應當記住，在病人中安慰劑效應是較易出現的，大約有35%的軀體疾病病人和40%的精神病病人都會出現此種效應。也正由於病人有此心理特點，才使江湖醫生和巫醫術士得以有活動市場，施展其術。
期望效應
期望效應又叫“皮格馬利翁效應”也叫“羅森爾塔效應”。這個效應源於古希臘一個美麗的傳說。相傳古希臘雕刻家皮格馬利翁深深地愛上了自己用象牙雕刻的美麗少女，並希望少女能夠變成活生生的真人。他的真摯的愛感動了愛神阿勞芙羅狄特，愛神賦予了少女雕像以生命，最終皮格馬利翁與自己鐘愛的少女結為伉俪。後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羅森林塔爾等人為首的許多心理學家進行一系列研究，實驗證明，學生的智力發展與老師對其關注程度成正比關系。
羅森塔爾和雅各布森認為，由他們提供的“假信息”最後出了“真效果”的主要原因，是“權威性的預測”引發了教師對這些學生的較高期望，就是這些教師的較高期望在8個月中發揮了神奇的暗示作用。這些學生在接受了教師滲透在教育教學過程中的積極信息之後，會按照教師所刻劃的方向和水平來重新塑造自我形象，調整自己的角色意識與角色行為，從而產生了神奇的“期望效應”。
其實，“羅森塔爾效應”是賞識教育的理論基礎，其理論價值遠遠沒有得到老師們的普遍重視。我想從這個期望效應中我們可以獲得一點啟示，那就是老師應給予學生更多的鼓勵與期望，還應該把這種效應用於學生身上。老師要告訴學生，他們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一群人。讓學生對自己增強自信心，對自己的人生前途更充滿希望。在教學實際中，用對待聰明學生的態度方法對待你所有的學生，多給他們一些積極的期待，你的學生將會越來越聰明的。同時也給老師提個建議：凡是學生能自己辦到的事，堅決不替代；課堂上能少講的就少講，能不講的就不講；把課堂時間還給學生，把學習的自由權交還給學生。那麼，你還給學生的將是更美好的未來。
霍桑效應
霍桑效應 (Hawthorne Effect)或稱霍索恩效應，起源於1924年至1933年間的一系列實驗研究，其後，從1927年到1932年，喬治·埃爾頓·梅奧（George Elton Mayo）教授持續多年對霍桑實驗結果進行研究、分析。霍桑一詞源於用於實驗的工廠，它是美國西部電氣公司坐落在芝加哥的一間工廠的名稱。實驗最開始研究的是工作條件與生產效率之間的關系，包括外部環境影響條件（如照明強度、濕度）以及心理影響因素（如休息間隔、團隊壓力、工作時間、管理者的領導力）。
由於受到額外的關注而引起績效或努力上升的情況我們稱之為“霍桑效應”。也就是所謂的“宣洩效應”。
霍桑效應的發現來自一次失敗的管理研究。美國芝加哥郊外的霍桑工廠，是一個制造電話交換機的工廠。這個工廠具有較完善的娛樂設施，醫療制度和養老金制度等，但員工們仍憤憤不平，生產狀況也很不理想。為探求原因，1924年11月，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組織了一個由心理學家等各方面專家參加的研究小組，在該工廠開展了一系列的試驗研究。這一系列試驗研究的中心課題是生產效率與工作物質條件之間的關系。這一系列試驗研究中有一個“談話試驗”，即用兩年多的時間，專家們找工人個別談話兩萬余人次，並規定在談話過程中，要耐心傾聽工人們對廠方的各種意見和不滿，並做詳細記錄，對工人的不滿意見不准反駁和訓斥。
這一“談話試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結果：霍桑工廠的產量大幅度提高。這是由於工人長期以來對工廠的各種管理制度和方法有諸多不滿，無處發洩，“談話試驗”使他們的這些不滿都發洩出來，從而感到心情舒暢，干勁倍增。社會心理學家將這種奇妙的現象稱為“霍桑效應”。
維特效應
菲利普斯的理論叫做“維特效應”。所謂“維特效應”指的是兩百年前德國大文豪歌德發表了一部小說，名叫《少年維特之煩惱》，該小說講的是一個青年失戀而自殺的故事。小說發表後，造成極大的轟動，不但使歌德名聲在歐洲大噪，而且在整個歐洲引發了模仿維特自殺的風潮，為此，好幾個國家將《少年維特之煩惱》列為禁書。
“維特效應”，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分析，就像情緒上的“流感”。媒體對自殺新聞的大肆渲染對於一些徘徊在生死邊緣的人具有強大的暗示、誘導性。比較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4月1日，張國榮自殺事件發生後，媒體的報道連篇累牍、大肆渲染。結果從當天深夜到第二天凌晨9小時內，全香港有6名男女跳樓自殺，其中5人不治，當月香港共有131宗自殺身亡個案，較3月份增加32%。有幾名死者留下遺書，清楚寫明其自殺與張國榮輕生有關。
在中國，每年約有25萬人死於自殺，至少有100萬人自殺未遂。自2000年以來，每年10萬人中有22.2人自殺，每2分鐘就有1人自殺、8人自殺未遂。可以說，如果每一起自殺都要報道的話，恐怕整張報紙都裝不完。
實際上近年來中國人自殺的比例越來越大，這當然跟中國社會轉型期急劇變化，人們承受的精神和物質壓力越來越大有直接的關系，自殺行為的增加，也不能全部怪罪於媒體。但是正如筆者前面所說的，媒體的自殺新聞與自殺行為的增加確實有不可回避的關聯。僅僅出於敬畏生命的人道主義考慮，媒體也應該主動進行反思並警醒。
社會可以關注自殺現象，但不應炒作自殺個案，或者把自殺“娛樂化”處理，而應該在報道中采訪一些專家學者等，突出心理危機干預，從而啟發公眾對自殺背後社會問題的思考和討論，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刻板效應
所謂刻板效應，又稱刻板印象、社會定型，是指對某人或某一類人產生的一種比較固定的、類化的看法。是還沒有進行實質性的交往，就對某一類人產生了一種不易改變的、籠統而簡單的評價，這是我們認識他人時經常出現的現象。
有些人總是習慣於把人進行機械的歸類，把某個具體的人看作是某類人的典型代表，把對某類人的評價視為對某個人的評價，因而影響正確的判斷。刻板印象常常是一種偏見，人們不僅對接觸過的人會產生刻板印象，還會根據一些不是十分真實的間接資料對未接觸過的人產生刻板印象，例如：老年人是保守的，年輕人是愛沖動的；北方人是豪爽的，南方人是善於經商的等等。
刻板效應的表現多種多樣。比如，有的領導者認為愛挑毛病的人一定是“刺兒頭”，沉默寡言的人一定城府很深；活潑好動的人一定辦事毛糙，性格內向的人一定老實聽話；青年人單純幼稚、容易沖動，老年人經驗豐富、保守、穩重。此外，還有地域上的刻板印象。
破窗效應
破窗效應(Break Pane Law)所謂“破窗效應”，是關於環境對人們心理造成暗示性或誘導性影響的一種認識。“破窗效應”理論是指：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幢建築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發現問題就要及時矯正和補救。
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辛巴杜(Philip Zimbardo)於1969年進行了一項實驗，他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的一輛停在加州帕洛阿爾托的中產階級社區，而另一輛停在相對雜亂的紐約布朗克斯區。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輛，他把車牌摘掉，把頂棚打開，結果當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爾托的那一輛，一個星期也無人理睬。後來，辛巴杜用錘子把那輛車的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呢，僅僅過了幾個小時，它就不見了。以這項實驗為基礎，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了一個“破窗效應”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窗戶玻璃，而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可能去打爛更多的窗戶。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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