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每個人，在思維、感覺、情感、行為等方面，有時候都可能出現不同程度的異常，或者說，每個人有時候都會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病態。但是人性是脆弱的，如果這種異常狀態超過一定的界限，如出現癡呆、緘默、木僵、幻聽、多疑、妄想，甚至萎靡、谵妄、不食不眠、驚厥抽縮、排洩失禁、定向失調、行為紊亂、恐怖性錯覺、驚叫哭鬧，直至狂暴凶殺，而且反復發作，循環發作，則屬於精神疾患的症狀，而這類症狀的主體——病人，都往往會被他人視為自己的異類，因而往往不把他們當一般的人看待，不是看作作踐害人的惡魔，就是看作低人一等的賤民，或者就像對待家畜和野獸那樣對待他們。從基督教被定為羅馬國教之後的一千多年裡，特別在黑暗的中世紀，西方的史學家們記下了一件件這種人對人的極端冷酷的事例。
古代的人相信，人的一切疾病的產生，都是由於有惡魔擾亂，治療的唯一辦法就是“軀魔”。《聖經》裡寫到，古代以色列的第一代國王掃羅患了精神病，是由於“有惡魔從神那裡來擾亂”；每次惡魔降臨時，都有人拿琴彈起來，把惡魔趕走。這就是所謂的“驅魔”或叫“祓魔”。
《聖經》的教導一直為人們所繼承。漸漸的，“驅魔”或“祓魔”的辦法也不斷增加、不斷變化。最常用的辦法是施行一種儀式，例如，在一定的儀式上，使用認為魔鬼天性恐懼的基督教十字符號，同時象征性地用吹氣來祓除妖魔，或用聖水，或誦念聖經，或使用聖人的遺物，以及以上帝的名義命令惡魔離開。還有，據認為，朝拜聖地也能達到“驅魔”的目的。此外就是捆綁、鞭笞精神病人，尤其是女性精神病人。用此類手段來驅逐惡魔。這樣做的原因是在大眾的心目中，相信意志自由是上帝之所賜，意志失常——發瘋則大抵是由於惡魔受神或妖巫派遣進入人的體內的結果，而女人是最容易受魔鬼影響的。於是，這樣一來，歐洲差不多有三百年掀起一場審判女巫的浪潮，使成千上萬被認為妖巫的人，大多是女子，在成日成夜的酷刑和逼供中，承認自己是“妖巫”，終致被燒死或絞死。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文藝作品裡，時時出現一種所謂“愚人船”(Narrenschiff)的意象，“船”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不同的是乘在船裡的大多都是精神病人。那時的文學和繪畫作品常常描繪這種奇特的“醉漢之船”緩慢地行駛在萊茵河區或費勒米什運河的平靜的水面上……這並非是藝術家的虛構或空想。
那個時期，在歐洲各國，尤其是德國，從許多城鎮的檔案裡可以看到，城鎮都要定期驅逐那些精神上有缺陷的或者瘋癫的人，不管他們是本地人還是來此游蕩和探親訪友的暫住者。當局設法租一艘船來遣散他們，或者轉手把他們交給海員、水手和商人、香客帶走。檔案材料記載，十五世紀上半葉，紐倫堡已登記的六十三名精神病人中，有三十一名被驅逐；在以後的五十年裡，又有二十一名強行被遣送。這還只是已為城鎮當局拘留的瘋癫病人，還有在街頭臨時抓住之後立即遣送的。這種遣送的結果常常是還沒有等到規定的時刻，船員和水手們就提前把這些令人厭惡的受難者趕下船。人與人之間已經失去同情之心。更有甚者，這些遭驅趕的人，常常會受到鞭笞，目的是使他們不再返回，如果有誰對這種警告不予理會，就會第二次遭到更重的懲罰，常常是棍擊棒打，因為人們相信這是懲罰渎聖罪的通用形式，對待瘋子會特別有效。事實上，這種鞭笞也已經成為放逐和驅趕瘋癫病人的一種手段了。
不錯，並不是所有瘋癫的人都被驅趕和遣送離開城鎮，事實上歐洲各城鎮都專門建有“瘋人塔”(Narrturmer)或專供瘋人生活的單人房，瘋人們也常被集中在醫院裡。巴黎幾個著名的醫院(the Hotel－Dieu,the chatelet de Melun )都為瘋癫病人另設專門小房，埃賓的條頓騎士醫院設有“瘋人院”(Tollhaus)，愛爾福特的格羅茲醫院所設的叫“瘋人棚”( Tollkoben)。倫敦伯利恆聖瑪麗醫院一四○三年入院的名單上，記錄有六名“喪失理性的”男人。
千萬不要認為，病人一旦收進了醫院，就萬事大吉了。事實是，這些瘋癫病人只是被關押了起來，而根本得不到任何的治療。俗稱貝德蘭姆( Bedlam)的倫敦伯利恆皇家醫院建立於一二四七年，是英國第一家精神病院，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但這家醫院同樣還以對待精神病人異常殘酷野蠻而臭名昭著，以致“貝德蘭姆”這詞竟變成為“可怕的精神病院”的同義語，英語中的一個普通名詞。
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不斷的戰爭，大屠殺，恐怖事件，還有瘟疫等等，把社會攪得一片混亂，這對皇家國王的統治自然是一個威脅。他們感到，要維持自己的絕對權力，唯一的辦法就是要使社會保持穩定和秩序。這就預示著要對一切可能影響社會秩序的人，采取強硬的、嚴厲的態度，最好是使他們與社會隔離。日益增強的理性和有效的政治制度加速了這一進程。試圖通過解決無秩序來建立社會秩序且又實行得最有系統的是法國，這項措施以一六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皇家诏書為開始，該诏書提出要在巴黎建立“總醫院”( I''Hopital General)。
建立“總醫院”的根本目的是清除街頭的窮人和其他妨礙秩序的閒散之人，把他們轉化為穩重的勞動者。但是在當局看來，非理性的精神病人要比任何一個影響社會秩序的人都討厭，因為這些人是不可教的，因此，在這個所謂“大禁閉時期”( The Age of Inacrceration)中，精神病人就與窮人、乞丐、罪犯、妓女、老年人、慢性病人、失業青年等一起，被掃蕩進這種新型的“總醫院”裡，占所有被逮捕者的十分之一，是最有可能要無限期地被“禁閉”在那裡的人。
總醫院並不是一所醫療機構。只要想想，在這裡共收容了六千人之多，可是僅配備一名醫生，就可以知道了。據一些參觀過這類機構的人說，被禁閉在比塞特醫院和其它類似的單人牢房裡的精神病人，房門都被關得緊緊的，門旁只有一個安了鐵條的小洞口透光，食物就從洞口的鐵條間送進去。病人的全部家具往往就只有一條草墊，他躺下時，頭、腳和身體都緊貼著牆，入睡時浸泡在牆壁上滲出的水中。薩爾佩特裡埃裡的精神病人的住處是與陰溝同等高度的牢房，常常遭到一群群巨鼠的襲擊，有的病人的臉、手、腳都被老鼠咬傷。這些病人通常還被鐵鐐鎖在牆上或床上，或者再加一條長長的鐵鏈通向室外，病人在室內雖然可以活動，但卻受到室外的控制；有的病人脖子上還被套上鏈條，鎖在天花板或地板的活動鐵棒上……與“總醫院”類似的機構不僅在法國建立不少，到大革命前夕，在歐洲各國也先後普遍建立了起來。在德語國家，漢堡、巴塞爾、布雷斯勞、法蘭克福、柯尼斯堡、萊比錫、哈雷、卡塞爾等地都建有名稱不一、實質相同的“總醫院”。在英國，禁閉的歷史更長，早在一五七五年，就建起了“教養院”，然後又在布裡斯托爾、都柏林、普利茅斯等地建起“濟貧院”、“感化院”等同樣的機構。這樣，正如有關的著作中說的，“經過幾年，整個網絡已遍布全球”。精神病人在這類機構裡不僅遭到肉體上的摧殘，還被當作展覽品向公眾展示。有一位外國旅行者報道說，比塞特把精神病人“像一個稀奇古怪的動物，展示給那些願意付出一枚硬幣的頭號傻瓜觀看”。十八世紀初，伯利恆醫院每個星期天也都展覽院裡的癫狂者，收費一到二便士。據統計，在英國，每年從這種展覽中收入四百英鎊，表明每年高達九萬六千的參觀人次。
精神病人遭受的不人道待遇引起人們廣泛的注意。雖然有一些有識之士看到對待精神病人的這種極不人道的情景，著述呼吁，倡議法案，但均未能達到有效的作用。直到勇敢的菲利普·皮內爾站出來，才使精神病人的境遇開始發生改變。
菲利普·皮內爾(Philippe Pinel.1745__1826)生於法國南部的拉瓦爾，一七七二年在圖魯茲醫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去著名的蒙彼利埃大學作進一步研究，然後於一七七八年來到巴黎。
皮內爾有一位朋友患有精神病，一次發作時逃進了大森林，結果被狼群吃了。這位朋友的死使皮內爾深受震驚，他下定決心獻身於精神病學的研究，很快，他就成為這方面的一位專家。一七九二年，皮內爾成為比塞特的一名醫生。在看病的同時，他私下走訪被禁閉的精神病患者，發現他們中許多人都被鎖住，遭到像野獸一樣的對待。他非常同情他們的遭遇，他把自己與這些精神病人接觸的經歷以及治療的設想都寫進了他一八○一年在巴黎出版的專著《有關精神錯亂或狂躁症的醫學哲學論文》裡。在此書和他的一七九八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疾病的哲學分類》中，皮內爾確信瘋癫病人是確實有病，而不是簡單的怪異或邪惡，更不是因為什麼魔鬼附身；他一方面論述了精神紊亂即是腦部的紊亂才引起人格的紊亂，同時又在概括人道主義運動的時候，著重指出要減輕患者的痛苦。皮內爾的工作一掃以往對待精神病人的舊觀念，使疾病和魔鬼學截然決裂。他的著作，被認為是精神病學史上的一個裡程碑。
在與精神病人的接觸中，皮內爾深信，精神疾患的發生是患者受到社會和心理的過分壓力的結果。於是他考慮，應該設法使這些可憐的人擺脫鎖鏈的束縛。
這正是“恐怖時期”的最高潮。大革命中負責人犯和醫院方面的三執政之一喬治·庫東(George Couthon)是以嚴厲聞名的，他堅決主張處死國王路易十六，在國民公會中猛烈抨擊溫和的吉倫特派的議員。發表演說時，他要求殺絕共和國的一切敵人。皮內爾不顧個人安危，勇敢地去面見庫東，說要對治療精神病人作一項實驗，因為如果實驗失敗，是很容易被看成一項政治陰謀的，這就可能威脅到皮內爾自己的生命。庫東跟著皮內爾到了精神病人所呆的牢房，看到其中不少已經被鎖了三四十年的瘋子之後，庫東不無驚異地問皮內爾：“公民，你尋求解放這些牲畜該不是瘋了吧?”皮內爾鎮靜地回答說：“公民，我確信這些人之所以難以駕馭，是因為他們被剝奪了呼吸新鮮空氣和享受自由的權利。”“那好，對於他們，你喜歡怎麼辦就怎麼辦吧，”庫東答應了，但他隨即警告說：“不過我擔心你可能成為你自己所提出的假設的犧牲品。”命運幫了皮內爾的忙，使他將治病與政治分離開來。
一七九三年，皮內爾先是在比塞特謹慎地挑選了一些他相信能夠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精神病人進行心理治療的實驗，取得了戲劇性的成功。於是，大部分病人都予以釋放。另一些病人在治療中有足夠的改善，也給解除了鐐铐，獲得了自由。還有一些病人，特別是具有攻擊性的瘋癫病人，雖然還得監禁控制，也盡可能給以人道的對待。在這一工作中，皮內爾為自己與精神病人的感情交流而感到極大的愉快。他深深感受到，“我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有誰會比大多數有幸處於康復階段的精神病人更值得令人愛，更加溫和，更充滿情感和更忠於職守”。
皮內爾在比塞特的成功，使他有信心在薩爾佩特裡埃也以同樣的方式處理那些病人。他又收集整理和出版自己這種治療的資料並介紹給自己教授的學生。
皮內爾最著名的學生讓·埃丁涅·多米尼克·埃斯基洛(Jean－Etienne－Dominique Esquirol,1772—1840)親眼目睹過好多這類“總醫院”、收容院、教養院，對精神病人的遭遇也深表同情。深受震驚的埃斯基洛滿懷激情地這樣寫道：“……那些不幸的人們手铐腳鐐地與犯人一起被禁閉在地牢裡，這是多麼可怕的情景啊!這些緘默的精神病人比犯人所受的待遇更壞。”埃斯基洛根據自己直接的觀察，堅持與他老師一樣的看法，即認為精神病是由社會和心理壓力造成的，他還注意環境對精神病的治療的重要性。埃斯基洛相信，收容所本身應是一個“治療機構”，收容所裡的一切活動，連同它的活動背景，例如院所建築和一切場地都應有利於疾病的治療。埃斯基洛在一八二六年繼承皮內爾擔任薩爾佩特裡埃醫院的主任醫師後，進一步發展了皮內爾的診斷和治療技術，確立了新的精神病理概念系統，他在努力使精神病人得到人道主義治療的總的歷史進程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皮內爾的開拓工作之後，除了埃斯基洛之外，還應提到美國費拉德爾費亞的本傑明·拉什，德國柏林的克裡斯蒂安·雷伊，英國教友會教徒威廉·圖克，特別是美國的多蘿西娅·琳德·迪克斯，在為精神病人獲得人道待遇，在對待精神病人從冷酷到仁愛的歷史進程中，冒著巨大的風險，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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